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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飞:无可置疑的民族英雄
作者:史泠歌 王曾瑜 来源:文汇报    发布日期:2016-09-12    点击次数:2545 次

  我们必须歌颂历史上的民族英雄,为我们的时代树立爱国正气。岳飞等民族英雄所体现的爱国正气,无论如何,是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的一笔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,今天用得着,世世代代都用得着,没有或丧失这笔精神财富是无论如何不行的。

 

  据准确的历史记载,岳飞(1103—1142)背上刺有“尽忠报国”四字,这还是他陷入冤狱,在审讯时脱了衣服,露出此四字。后世讹传为“精忠报国”。宋高宗曾赐岳飞旗,为“精忠岳飞”,大约因此发生误传。岳母刺字的传说固然感人,大致流传了约400年,毕竟是虚构的。岳母姚氏是普通农妇,依一般情况推断,大约没有文化,不可能刺字。岳飞背上的字,也不知由何人所刺。但岳母深明大义,积极勉励儿子从军报国,则是史实。

 

  北宋末年,女真贵族看准了北宋皇朝的虚弱,发动不义的民族战争。酷烈的战祸遍及宋朝除两广、福建、川蜀以外的各路,对经济、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。现在人类不分种族和民族,一律平等的正确理念,深入人心,我们正是由此种理念出发,不怀种族和民族偏见,力图公正地、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各种种族、民族纠葛和斗争,一视同仁地评价历代王朝的是非得失。当然,我们如今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念,决不意味着就应当抹煞宋代抗金战争的正义性。为了抗击女真贵族的侵掠、屠杀和奴役,以汉族为主的各族民众纷起反抗,以保卫当时最先进的文明。岳飞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之下,由一个普通军士,成长为当时最优秀的军事统帅、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。

 

  中华古今爱国主义当然有所差别,但也有共同的本质,这就是“祖国至上”。岳飞爱国主义的精髓,则在于由祖国至上的理念而养成的高风亮节。他坚定的抗金信念正是源于爱国主义精神。

 

     北宋的亡国,主要无非是军队的极端腐败,然而到南宋初,军队腐败的各种恶习仍然延续着,并严重地损害军队的战斗力。且不说如刘光世、张俊等贪婪成性的大将,即使是也称为抗金名将的韩世忠,在军中亦有不少劣迹。唯独岳飞愤世嫉俗,提出“文臣不爱钱,武臣不惜命,天下当太平”的名言,这是岳飞一身正气的写照,也是他治军用兵之基本准则。岳飞治军有方,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。

 

  一是严于律己。岳飞矢志献身“从头收拾旧山河”的伟业,对心目中神圣的抗金事业十分热衷,故对个人的利禄、嗜好、享受之类也就十分恬淡。岳飞日常生活简朴,不贪图物质享受,不仅自己粗茶淡饭,穿麻布衣,对家人也是严格要求。有一次,妻子李娃穿了件丝绸的衣服,就遭到岳飞的严厉批评,此后,全家人都不敢再穿丝绸衣服。南宋许多将领克剥部属,公私不分,而岳飞却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公私不分,在国难当头、财政拮据之际,他经常以私财补贴军用。岳飞遇难后,秦桧派人抄家,发现岳飞家中没有一件金玉珍宝,却存有价值九千贯的数量可观的布、绢、米、麦等物资,显然是准备贴补军用,堪称“家无剩财”。

 

  岳飞对儿子们也是严格要求,不仅没有以权位为他们谋取功名,即使宋高宗给岳云和岳雷的特旨加官,也不断上奏恳辞。岳云的职务是书写机宜文字,即机要秘书,照理可以不上弃身锋刃的战场,岳飞却有意命令他在战斗最危难、最紧切处带头拼死血战,弃身于枪林箭雨之中,却又有意扣押儿子奋身死战夺得的战功。如此的高风亮节,对岳家军将士、幕僚起了极大的表率作用,将士们自然更加拥戴岳飞,殊死效力。

 

  二是仁严兼济。受儒家思想的影响,岳飞治军,将“仁”字放在第一位。在物资供应十分菲薄和匮乏的情况下,岳飞特别注意抚恤将士。他常常与普通士兵一起进食,即便酒肉再少,也要分匀,以使人人有份。伤病将士,岳飞会亲自上门探视,甚至亲手调药;阵亡将士,岳飞不仅吊唁尽哀,更数日不食,表达悼念之情。在艰苦的行军、作战环境中,岳飞能够与将士们同甘共苦,凝聚了军心,造就了一支雄师。

 

  岳飞在善待将士们的同时,还要用铁的手段进行管理,以维护军队的纪律和声誉。岳飞特别重视军队不得骚扰百姓,以严格的军法约束官兵。每到一地,岳飞必亲自率领十余名骑兵在营地周围巡逻,防止官兵侵占百姓财物,出现违反军纪的情况。在岳飞严格的管束下,“冻杀不拆屋,饿杀不打虏”的口号,成为岳家军在忍饥受冻的艰难处境下,仍大致维持军纪的真实写照,显示了岳飞治军公正、仁严兼济的成效。

 

  三是率先垂范。岳飞骁勇善战,战斗时常常身先士卒,冲锋在前。如建炎四年(1130年)十一月,岳家军在泰州柴墟镇抗击金军,岳飞冲在将士前面,在身中两枪的情况下,仍然带伤乘胜追击金军。再如绍兴四年(1134年)岳家军北伐攻打郢州城时,岳飞正端坐在大旗下指挥战斗,突然一发砲石在面前坠落,身旁的士兵惊慌躲避,他却巍然不动。岳飞的身先士卒,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,激励岳家军将士们英勇奋战。

 

  四是注重对将士的爱国主义教育。岳飞立身行事所体现的高风亮节,归根结底,是由他许身抗金战争的理想所支配。他在自己的战袍上刺绣了“誓作中兴臣,必殄金贼主”十个字,以示与敌人誓不俱生。因此岳飞十分注重以爱国主义教育部众,鼓舞士气。在特殊的时代条件下,爱国主义教育是岳家军战斗力生成的要素。

 

  岳飞以“仁、信、智、勇、严”作为立身行事与治军标准,造就了一支军纪严明、军政整肃、军风端正、英勇顽强、坚不可摧的抗金雄师,成为兵匪一家的社会里的罕见特例。宋孝宗后来对其三子岳霖说,“卿家纪律、用兵之法,张(俊)、韩(世忠)远不及”。南宋后期的吕午写诗称颂岳家军“纪律森严孰与邻”,“威名千古更无敌”。岳飞的治军,的确称得上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大贡献。

 

 

 

就岳飞本人而言,仅就一不贪财,二不好色,三不是官迷,四则严以待子,对照古往今来多如牛毛的贪官,就足以成为一个震烁千古的伟人。例如古时文臣武将纳妾,是家常便饭,唯独岳飞却与妻子李娃恩爱相始终。川陕大将吴玠特别赠送一个四川名媛美女作妾,岳飞却将此女子退还,维护了一妻制。相形之下,韩世忠就在军中经常奸污部属的妻女。

 

  在战争史上,不乏好战嗜杀的名将。他们的特点是将战争作为乐趣,草菅人命,动辄杀人盈城,杀人盈野。岳飞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,“仁心爱物”。在此可以附带说一句,《满江红》词说:“壮志饥餐胡虏肉。”只是艺术的夸张,无非是指女真侵略者。事实上,如金朝大将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属下亲卫千夫长,自然是女真人,改成汉姓汉名高勇,投降岳飞,当即予以真诚接待。可知岳飞决不是主张民族仇杀者,“信义著敌人不疑,恩结于人心,虽虏人、签军,皆有亲爱愿附之意”。当时金朝与蒙古一直处于敌对状态,经常出兵杀戮蒙古人。如果要说岳飞与蒙古人是什么关系,事实上只能是间接的同盟者关系。光从一句艺术语言,就说岳飞要吃蒙古人的肉,自然是一种误解。

 

  岳飞“以仁为本”,珍视人命的军事观,也是十分难得的,是中华军事学上一种值得珍视,并应发扬光大的好传统。岳飞重视北方民间抗金义军,提出“连结河朔”的军事思想,发动、联络和支援北方抗金义军,使之与岳家军互相呼应或配合,夹攻金军。这既是先进的军事思想,更是高明的战略部署。

 

  “岳家军”原是南宋初年的民间称呼。在岳飞的努力下,岳家军成了名副其实的抗金主力,兵力最多,也最强。保守和怯弱的宋朝,长期以来形成了消极防守的军事传统。南宋初年,真正说得上是进攻型统帅的,唯有岳飞一人。他批判宋高宗“仅令自守以待敌,不敢远攻而求胜”的军事指针,认为只有主动进攻,方能光复故土。南宋初,还没有其他将领,像岳飞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四次北伐那样,组织、指挥和实施大规模的进攻战役。岳家军绍兴十年(1140年)大举北伐,特别是郾城和颍昌之战,是宋金主力决战,在最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平原地利条件下,岳家军以少击众,以哀师抗悍敌,打得特别英勇顽强,惨烈的战斗,“人为血人,马为血马”,大败金军。岳家军胜利的顶峰则是朱仙镇之战和金军被迫撤出开封城。这当然是南宋一代最辉煌的胜利记录。岳家军的战斗力和战绩,也得到金朝方面的公认。十分悍勇的金军发出了“撼山易,撼岳家军难”的感叹。金方刘祹称“江南忠臣善用兵者,止有岳飞”。甚至岳飞身后二十年,金朝方面尚有“岳飞不死,大金灭矣”之说。

 

  总之,岳飞反对防守,主张进攻的方针,仁严兼济的治军实践,“连结河朔”的策略以及“以仁为本”的军事观,无疑是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的四项重要贡献。

 

  由于赵宋皇朝是武人兵变,黄袍加身起家,就养成一种猜忌武人的政治传统。从赵宋家天下的私利出发,醉心于良田美宅、金帛子女的驽将,不可能对皇权造成威胁,在许多场合之下反而更受欢迎。史称秦桧“任将帅,必选驽才”,其实正是宋高宗与他共同的选将标准。在宋高宗眼里,岳飞的一切卓绝的品质,无非就是野心。他在即位之初,就立定降金苟安的方针,自然与岳飞的分歧与裂痕越来越深。金朝都元帅完颜兀术(宗弼)给秦桧写信,提出条件:“必杀岳飞,而后和可成也。”正与宋高宗君臣意向合拍,于是岳飞的悲剧就势不可免。绍兴十年,宋高宗伙同秦桧,以金字牌快递下十二道御笔手诏,迫令正拟向开封故都进军的岳飞班师。翌年,又先罢岳飞兵权,继而设置冤狱,杀害岳飞、岳云和勇将张宪,并株连大批部将和幕僚。故元朝史臣在《宋史》卷365《岳飞传》论说:“高宗忍自弃其中原,故忍杀飞。”可谓是一针见血。岳飞的才能、品格和风骨尽管堪称中华古代武将的典范,却反而不容于世,成为专制腐败政治的典型牺牲品。

 

 

 

    汉代韩信说:“狡兔死,良狗亨;高鸟尽,良弓藏;敌国破,谋臣亡。”功成而身戮,本来已是古代君臣关系的残酷规则,名将的悲惨归宿。更何况是狡兔未死,而良狗先烹,敌国未破,而谋臣先亡。宋太祖有不杀大臣的誓约,宋朝优礼臣僚,一般不开杀戒。宋高宗忍于向杀父之仇屈膝称臣,又忍于对一代贤将下毒手,此次千古冤狱诛戮之惨,株连之广,在这个天水朝是绝无仅有的。

 

  如果站在现代意识的高度,仅仅停留在指斥宋高宗和秦桧的层次,还是不够的。关键还是马克思早已指明的,必须从专制政治体制具有“兽性”的角度去理解,去思考。按中国传统的草民意识,是喜欢忠良,痛恨奸佞,却又寄厚望于皇帝的圣明,然而中华史上的好皇帝能有几人?翻开古史,人们不难明白,黄金下沉,粪土上浮,正是古代等级授职制官场的筛选规律,有人概括为逆淘汰定律。奸佞辈往往得到重用,小丑主宰国运的现象层出不穷,而贤良之辈尽管得到百姓的好评,往往屈沉下僚,甚至惨遭陷害。此类现象不断地复出迭见,正是专制体制自身具备的必然性。

 

  岳家军的存在,虽然对社会进步、民族兴旺有利,却必然撞上统治阶级各种各色私利所编织的横江之网,为宋高宗和秦桧所力主的恶浊的降金政治所不容,岳飞所统的岳家军被改编为鄂州御前诸军以后,其素质和战斗力也大为退化,而与其他宋军无异。可谓正人在,良政兴,正人去,良政亡,这正是专制与人治条件下的必然。宋军的腐败是由当时的阶级社会和等级授职制所决定的。故岳家军只能是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罕见的、短暂的、特殊的,却又极为可贵的现象。

 

  在中华的悠久历史中,对后世子孙起着巨大精神影响的历史伟人,为数并不多,而岳飞则是其中的一位。岳飞“尽忠报国”的精神,他的高风亮节,更表率和激励着后世。一个伟大的,而又多灾多难的文明古国,她之所以能屡仆而屡兴,千百年来的爱国主义传统,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柱,无疑是发挥着重大作用的。我们必须歌颂历史上的民族英雄,为我们的时代树立爱国正气。岳飞等民族英雄所体现的爱国正气,无论如何,是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的一笔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,今天用得着,世世代代都用得着,没有或丧失这笔精神财富是无论如何不行的。

 

  (史泠歌为贵州省铜仁市铜仁学院副教授;王曾瑜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)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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